王希龙：徐州的本土领袖和城市变革推动者

1996年，王希龙当选为徐州市委书记。这个消息一传开，徐州的干部们议论纷纷——他是邳州人，毕业于中央财经学院，曾任市财政局局长，一步步走到市长的位置，是徐州市本土成长起来的少数领导之一。然而，正因他是本地人，有人心中仍然存疑：本地干部是否能够下狠心，真正改变这座城市的现状？王希龙内心明白，徐州正处于一个棘手的转型阶段。作为有着百年历史的煤城，地下资源几近枯竭，地面坍塌严重，但产业却依然紧紧依赖于煤炭。城市的发展受限于煤矿，东边是矿区，西边是塌陷地，南北两侧也无法展开。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他没有急于召开会议，而是亲自走遍了整个城市。访问之后，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徐州不能永远依靠地下的煤来谋生，必须发展地面产业。”这句话成为他执政期间的指导方针。王希龙的第一个改革举措是改善城市的交通网络。徐州声称是“五省通衢”，但当时大量过境的车辆却集中在市区，导致交通拥堵，主干道经常被堵。而三环路的修建则成了一个困扰。1995年，作为市长的他签发了《徐州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明确禁止在三环路以内的地区燃放烟花爆竹。这表明他将三环路视为城市发展的边界。随后到他任市委书记时，三环路的建设取得了全面进展，路修到哪里，城市的发展框架就扩展到哪里。

在交通改善的同时，他也注重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九十年代后期，徐州的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升级，王希龙注意到一家尚不算大的企业——徐工集团。他鼎力支持这一企业的改革，促成王民的上任。有徐州干部认为，正是这一领导班子将徐工集团从一个地方国企发展成为全国工程机械的领军企业。王希龙明确指出，徐州不能仅靠煤炭资源，原因就在于地下煤炭日渐稀少，地面坍塌问题逐渐加重。在任期之内，他大力推动塌陷区的整治，努力将那些因塌陷而无法耕种的废弃土地进行复垦。同时，徐州市在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和建材等非煤产业方面逐渐发力，奠定了后来的徐工和维维等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力。

除了三环路的建设，金山桥开发区的规划也是王希龙的另一重要成就。1992年身为市长时，他便着手成立金山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担任初任管委会主任。市委、市政府特别文件明确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赋予其一定的经济及行政管理权限。当时开发区还是一片荒地，道路未铺，水电未接，但他主动承担起责任，搭建起管理架构，工商、税务、土地和公安等部门相继设立分局。后来金山桥开发区经过不断发展，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淮海经济区中最大的经济开发区，起点则是在王希龙任职的那一天。

王希龙还十分关注水资源问题。徐州是全国严重缺水的重要城市之一，同时煤矿的开采也导致水系遭到破坏。在任期期间，他推动一系列水利及供水设施的改造，重新连接塌陷区的水系，既解决了局部地区的排涝问题，也为城市提供了备用水源。虽然这些工作不显眼，但对于居住在塌陷区居民而言，解决了家门口水倒灌的问题，生活也因此稳定了一些。

在国防建设方面，王希龙同样不遗余力。他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努力在徐州干部之间赢得良好口碑，徐州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三次，并连续三年获江苏省国防教育先进单位，民兵和预备役工作多次受到上级军事机关的表扬。他曾说：“强烈的国防观念是民兵、预备役工作及双拥工作的精气神。”市委书记将双拥工作提升到“精气神”的高度，显示出他将这项工作视为城市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1年，王希龙卸任市委书记，转任徐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他五年的领导期内（1996年至2001年），正好是徐州从煤城向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转变的时期。他离开时，三环路的交通繁忙，金山桥开发区的工厂已如火如荼，徐工的生产线也在全速运转，复垦的土地上庄稼一片丰收。

退位之后，王希龙的选择与许多人所预期的截然不同。他并没有选择悠闲的生活，而是将精力投入徐州的文化建设。2008年，他创办了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徐州是苏轼曾任知州的地方，苏轼在此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王希龙组织团队发掘与保护苏轼的文化遗存，主办相关刊物《放鹤亭》，并为市委、市政府提供有关历史文化的咨询建议。后来，他又成为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的院长，出版了近五十万字的《苏轼徐州诗文辑注》。对于一位从财政局长一路晋升为市委书记的人来说，晚年致力于整理苏轼的诗文似乎不算突兀。他在执政时期已明确表示，“徐州不能永远依赖地下的煤”，而退休后，他选择在地面上播撒文化的种子。徐州人提到王希龙时，常说他是稀有的本地干部，经历从财政局局长到市委书记的成长历程；他在复垦塌陷地和建设金山桥开发区方面的贡献也被广泛认可。